澎湃丨李永晶谈日本近代精神史与“分身”

作者:2020/03/30 05:27

李永晶(筱兔绘)

一百多年来,中日关系起起伏伏。对于中国而言,“日本问题”集“古今东西之变”于一身,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互冲突的一个象征;“认识日本”可以说就是“认识自己”。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金沙集团官方网站李永晶副教授最近出版了新书《分身:新日本论》;在书中,作者重构了日本近代精神的演化过程,他认为,中日彼此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分身”,看到了“另外一个自我”。由此,作者对中日历史和解以及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与意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

《分身:新日本论》,李永晶著, 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出版,544页,78.00元


亚洲、亚洲主义与中日关系

《分身》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是“新日本论”,但我注意到书中的一个关键视角却是“亚洲”。为什么在论述日本时,“亚洲”这么重要?相关的问题是,您在书中谈到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它是否就是在与中华文明长期比较、对照乃至对抗中形成的?反过来说,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当中,为什么没有这种亚洲主义?
李永晶:这个问题涉及我这项研究的方法和根本意图。这本书的副标题为“新日本论”,但我最初的意图并不是仅仅写一部日本论,而是要探寻一种新的世界认知的模式,也就是“新世界主义”。在这个新的认知模式、新的意义体系或者说世界观下,我期待让人们纠结的历史认识问题,能够得到公正的、有意义的解释。我在书中直接探讨的对象是近代日本崛起的精神机制或者说精神秘密,但通过“分身”这种关系模式,这种探讨随时就可以导向对我们自身、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精神分析。这本书是同时写给中国读者和日本读者的;不管他们的立场如何,我期待他们都能从中获得收益——这种收益可以是认知、意义、启发、安慰,也可以是希望、勇气和力量。
所以,你如果把这本书理解为一种中日关系论,那就理解了“新”的第一层含义。不过,我论述的这个中日关系,不同于当下国际关系学者口中的“中日关系”。我们所能看到的中日关系论当中,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状研究,有很多出色的作品。这里我不想对这些论述进行评价,而是要指出它们共有的、堪称硬核的预设,那就是它们都预设了两个独立的、有着本质属性的民族国家,也就是“中国”和“日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它们的互动与利益得失。但从社会科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预设或者说认知有着内在的盲点——它们无视了二者在同一体系内的相互建构、相互创生的关系。这个体系,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东亚世界体系”,现在我们把它简称为“亚洲”也无妨。从这个体系的角度来看,本书还可以理解为一部新的亚洲论,这就是我要说的“新日本论”的第二层含义。
这个“新日本论”的两层含义,我在书中多有论述。比如,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我题名为“青春东亚”。青春,这自然会让读者联想到生命的成长、热情、活力以及希望。那这个说法,只是一种浪漫的修辞吗?当然不是。我用这个说法试图描述的,正是“亚洲”——主要指东亚——近代以来的演化历程。这个说法当然也表达了希望,那就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的实现,以及亚洲在这个真正的世界主义实现过程中会再次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反过来说,目前我们所见的各种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述,还未能将亚洲的属性或者说“亚洲性”吸收进去,未能形成真正的世界视野;目前的世界主义论述,还有着所谓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近代的超克》,[日]竹内好著

这些说法,可能已经让你联想到了什么。不错,正是我在书中重点讨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知识分子论述的“近代超克论”和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当时展开这些这些论述的学者,他们的心目中也各有各自版本的世界主义。这正是我对这些学者、对这些论述进行重新评价的根本原因。在战后日本的主流认知当中,它们一直被当做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复展示和剖析。但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说法时,我们就应该看到它们世界主义的一面了。这当然不意味着我要反过来为那些论述进行辩护——恰恰相反,只有揭示出它们“世界主义”这种深层的欲望和意识,才能对那些论述进行更深刻、更有意义的批判。
那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在书中得出的结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近代超克”、对真正的“世界史”生成的论述,或者说他们的“世界主义”论述,问题并不在于它们对近代西方、对近代世界秩序的认知不够;事实上,我一再指出,在传统东亚儒家文明的对照下,日本知识分子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深刻认识到了当时的“现代”(日本称“近代”)的双重属性,也就是集“文明”与“野蛮”于一身的双重属性。日本知识分子“世界主义”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对“自身”认知的不足。这里“自身”要打上引号,因为他们将自身设定为“东洋文明”“东洋文化”的代表,是“亚洲”的代表。他们实质上要借助我在上面提到的“亚洲性”来克服近代西方文明的缺陷,在二者融合的基础上创造新文明。但问题就在这里:当时并不存在着那样有力的“亚洲”;没有一个有力的亚洲,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方案注定无法成功。当时不存在亚洲的根本原因,借用我在书中的说法,那就是亚洲处于内战状态——中日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进入了实质性的互为敌国的状态;日本知识分子努力建构的“亚洲主义”,甚至呈现出你所说的“执拗”的性格,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涉及自身欲望与理想的实现。但在中日对抗的格局当中,由于这个“亚洲”的不在场,近代日本的世界主义就必然无法按照它自己设定的路径实现了。
我这里说它“无法按照自己设定的路径实现”,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恰恰有着日本独特的“贡献”——日本在亚洲展开的对西方殖民帝国秩序的挑战,加速了这个危险而不义的体制的瓦解。我们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的行为理解为对中国的侵略,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日本的行为同时是对当时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国际联盟体制的挑战。1945年以联合国成立为标志而诞生的新的世界秩序,可以说就是“近代超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我们当下就生活在这个“现代”之下。
说到这里,“亚洲”的重要性就再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当下置身其中的这个“现代”,不仍然是有待超克的现代吗?人们不是一再说,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中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吗?我们不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说法表示认同吗?那么,如何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主义的更新迭代?在这些问题面前,我们必须关注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有传统、有力量的亚洲。这正是我在书中的价值关怀所在,我将它表述为“青春东亚”。
我要说的是,不管历史上日本怎样论述亚洲主义、怎样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成为亚洲盟主,也不管近代中国是怎样忽视了亚洲的意义与价值,这些不如人意的历史如今已经翻篇了。进一步说,我对近代日本的精神史进行重构,目的就是要将近代东亚世界史的这一页翻过去。在人类走向文明的进程中,近代日本所代表的“亚洲”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我们迄今为止还未见到一个整全的亚洲。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分裂的、碎片化的亚洲,这一点就表现在当下的中日关系上。在战后的东亚世界秩序当中,美日同盟关系将日本推向了“冷战”的前沿地带,这是造成中日关系脆弱属性的结构性要因。
这些说法已经将我们的论述导向了“亚洲”在新世界秩序演进当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亚洲”是人类文明升级迭代的路径和方法。如果说文明进步是一种被普遍共有的欲望、观念或者说精神,那么如何在现实中建构一个整全的“亚洲”,就是我们面临的真正课题了。我在书中表述的“新世界主义”,它的历史展开曾经依赖于“亚洲”,它当下以及未来的演化路径,同样如此。这就要求中日两国实现真正的和解;没有中日的和解,这个“亚洲”的意义就将大打折扣。亚洲人民如果无法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文明,那么我们就很难期待人类已经达成的文明能持之久远。我在前面说,《分身》是同时写给日本读者的,理由也在这里。
顺便再提一句,如何重建这个亚洲,正是我所在的“大观”研究小组目前在思考、探索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亚洲内海”,一个是“商人秩序”。我们期待,围绕这两个概念展开的观念探讨和实务安排,能最终将中日两国当下的能量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亚洲”;中日两国近代以来形成的心结,最终也能在这个“亚洲”建构过程中得到消解。
在这个意义上,《分身》还是一部关于近代东亚精神史的叙事。历史叙事的重建意味着意义空间的重组,它们旨在消解必然内在于先行民族国家体制当中的敌意,最终要到导向人们在生活世界的重逢。这个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通过生产、通过商业、通过艺术进行自由的交往和创造,共同推进文明的进程。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畅想,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在东亚的历史上看到过这种生活世界的真实景观。从日本列岛早期的倭国时代,到后来大陆的唐宋时期,甚至到了晚清乃至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的早期,这个自由的生活世界一直在健全地运作着,构成了我们所知的历史的真正根基。既然这个生活世界因民族国家体系的强烈介入而遭到了遮蔽与扭曲,那么如何驯服这个体系,就成了每一个寻求个体尊严的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这是对《分身》主题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吧。在这个叙事中,我还有一种担忧,那就是日本在这个“亚洲”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比如,您在书中说,日本精神史上“近代超克”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结,那这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日本近代以来形成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欲望,是否真的会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转向?
李永晶:我非常理解这种对日本未来角色的“担忧”,因为它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担忧”存在于我们对当下“中日关系”的感知当中,或者说我们对“中日关系”的认知与对日本的“担忧”具有同构性,它们是一致的。这就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转换认知方式:我们要放弃从当下我们感知的中日关系的角度去重新看日本。这当然是一个逆自然的过程,人们要为此付出努力;我在《分身》的绪论和结论当中,对此专门有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就拿你刚刚提到的近代日本的“帝国民族主义”来说,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彻底翻篇了。彻底翻篇的主要原因,其实还不在于众所周知的战败;战败的确促使了日本国民的反省,强化了他们走和平主义道路的意愿,但这还不是让日本“彻底转向”的